主编作品 | 印度顶级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印发展

【导读】写这篇文章的最初冲动，来自于国内两大顶尖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挺林”和“挺张”两大阵营交锋激烈，引发了学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入思考，但也让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应接不暇的困惑。后来，有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学术争论在国际上是很正常的，在我们的邻国印度也有类似的争论，两大阵营的旗手更是大名鼎鼎：一边是阿马蒂亚·森领衔，另一边则是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和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带队。阿马蒂亚·森教授是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执教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和哈佛等著名院校，他的核心思想是“以自由看待发展”。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教授和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教授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前者是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后者曾任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的核心思想则是“增长为什么重要”。对中国的读者而言，国内的学术争论如果用足球“世界杯”来形容的话，那么鉴于印度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自身“分量”，他们的争论就应该是“欧洲杯”，竞争的激烈程度更值得期待。但说实话，读完两大阵营的有关著作才发现，印度经济学家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双方都秉承民主、自由和开放的价值观，都认同市场经济的战略核心作用，认识上的分歧只是战术层面的。

林毅夫、张维迎

如果将上述学者之间的争论看作是“学院派”的话，那么还有一位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则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架起了理想世界与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桥梁。他就是考希克·巴苏教授，长期执教于康奈尔大学，自2009年12月起受印度前总理辛格邀请，担任了两年半的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卸任后，又接替任期届满的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巴苏以印度为对象，讨论了如何将经济学原理转化为宏观和微观领域的现实政策。

阿马蒂亚·森、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由于中国和印度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近年来又一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金砖国家”，两国因不同发展模式和特点呈现出的“龙象之争”，引发了重量级经济学家的思考。他们对中、印两国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管制、市场与民主、社会福利与保障、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大量真知灼见，能够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也正在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城市规划作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如何在理想蓝图与现实世界之间找到心理和政策工具的平衡，我们饱受困惑，这种困惑，在本质上与这些经济学家思考的初衷是一致的。因此，这篇短文虽然不是针对城市规划，而是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更加宏大的主题，但是文中论及的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的思考方式，依然对我们城市规划行业有很大的启发。

一  中、印两国的经济都进入高增长区间

两国的经济，在历史长久的沉寂后，都展现出了爆发性成长。中国的情况自不必说，印度1947年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充满着坎坷与痛苦。20世纪上半叶，印度以GDP计算的年均经济增速只有1%~1.5%，独立后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个数据也很少超过3.5%。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增速是印度抗拒变革的结果，也被戏称为“印度式经济增长率”。这一说法的流行，与德里经济学院教授、著名的规划师拉杰•克里希纳有关。他曾经开玩笑地说过，“应该在经文的某个地方写上，这片土地的人民注定永远都看不到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3.5%”。

与中国1978年开启改革进程类似，印度1991年启动改革以后，经济开始了狂飙突进，从非洲、亚洲和拉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2003—2012年，年均GDP增速达到8.2%。特别是中国近几年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但印度仍然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15年以7.8%的GDP增速超过中国。

二  印度两大阵营经济学家对增长与发展认识的主要分歧

1 阿马蒂亚•森的核心观点

森认为，应该“以自由看待发展”，即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他认为，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就是五种非常重要的不同形式的自由。这五种自由得不到保障，发展就缺乏基础。当然，发展的主要目的，也应该是为了人的这五种自由。

以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为代表的政治自由，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能够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印度独立后，虽然民众也饱受贫困和营养不良的困扰，但由于有政治自由的保障，没有发生过重大饥荒。森认为，“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东亚国家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威权政府形成的高效率，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摆脱普遍贫困之前，就拥有大规模的教育普及、良好的识字率，随后是医疗保障设施的大规模扩张。它们播下了种子，后来得到了收获。日本是这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同样如此。

社会机会是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有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森认为，普及性的基础教育和共享的卫生保健并不是富国的奢侈品。在森看来，教育、保健等社会服务是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因此在贫穷、低工资的经济体中是相对便宜的。一个穷国可能只有较少的钱用于这些服务，但与富国相比，也只需要花较少的钱，就能提供富国要花多得多的钱才能提供的服务。因此，相对价格和成本是决定一个国家能负担什么样的重要参数。正面的案例，就是亚洲“四小龙”及中国，高速成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难以想象，一个人在无法看书、读报、正常沟通和交流的情况下，如何参与对质量和服务规范有严格要求的经济活动？当然也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

森认为，中国和印度都走向了更加开放的、参与国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但从社会准备看，中国比印度超前很多，如更普及的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障水平，而且经过革命后不存在土地拥有量的不平等。正是由于这些领域的进步，使得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相反，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经济时，成人识字率只有50%，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保障水平也远不如中国，经济表现不如中国耀眼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2 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的认识

“理想很丰富，现实很骨感”，因此，巴格瓦蒂他们认为，增长是很重要的。按中国改革的常用语汇，就是做大的蛋糕才好谈分配。如果没有充足的发展和足够的公共财力，再美好的许诺都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如印度1960年就提出6—14岁全面免费教育的目标，但显然不切实际，超出了国家财政和物资能力。直到50年之后的2010年，这一目标才算是勉强达到：在印度农村，6—14岁不在学校读书的比例降至3.5%，其中女性则降到了5.9%。即使这样，直到今天印度还有数十万个“不被承认”的学校，他们广布在农村地区、城市贫穷街道和贫民窟。这些学校的基础设施很差，老师也未经训练，但学费很低廉。在德里最贫困的沙赫拉德所做的调查表明，这个地区共有275个中、小学，27%为公立学校，7%是私立但有政府资助；38%为私立，没有资助，但被承认；还有28%的学校为私立，没有资助，也不被承认。

另外从医疗来看，印度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建立了初级医疗保障中心和次中心，1983年的全国卫生保健政策提出了建立全面、综合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但2002、2005年的保健任务目标，以及正在讨论的健康权法案，都因为财力薄弱，在实施中存在着重大障碍。虽然经过了50年的建设，但根据最新的调查发现，印度81%的城市和78%的农村居民，更愿意而且也只能去找质量没有保证的私人医疗机构、乡村游医，而不是政府提供的保健中心、诊所药房和医院。

三  印度经济曾经深陷低增长的解释

1 表面原因

印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印度独立后曾陷入长达40年的增长停滞，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广泛的控制私人投资与生产的体系，产业牌照、进口牌照等管制经济的手段无处不在；二是公共部门的持续扩张，垄断不断加剧，运行效率低下、政府补贴负担沉重；三是经济自给自足、封闭运行的特点显著，对外资、外贸、进口都有许多的控制，对外资的普遍怀疑和缺乏积极进取的技术进口政策，导致生产一直没有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2 根源分析

在塑造印度现代经济方面，国父圣雄甘地和开国总理尼赫鲁影响深远。他们的政策观点、思想观点差异很大，但国家在整体体制和做法上又试图将两种对立的思想捏合在一起，这是印度经济的症结所在。甘地认为“印度应当建立小规模、自给自足、实行民主制的村庄，人们应该过着简朴而崇尚自然的生活”。尼赫鲁则是社会主义的信徒，醉心于大型规划、重工业、现代科学和技术。他认为，甘地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全世界都按照这种方式生活固然会很好，但现实中，这样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但因为与甘地的亲密关系，尼赫鲁仍然保留了甘地的少量想法，如保护小企业和手工业，制定法规禁止大公司和企业生产某些必需品。

因此，我们看到的印度，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在建立了苏联式计划体系的同时，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却无绝对的控制权；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同时，却有过度滥权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对基础产业大规模投资的同时，也通过一些特别措施保护中小企业；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国内经济却建立在这个基石上；社会主义从未付诸实施，但社会主义言论却长期占据主流……

四  当前制约印度发展的主要问题

1  印度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远不如中国

印度经济虽然实现快速增长，但普惠性和包容性仍然不够。2010年，印度正规就业部门的整体就业人数为2870万人，其中有1790万人属于公共部门，正规的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只有1080万人，这对于一个有12亿人口、4.7亿劳动力、3亿贫困人口的经济体来讲，简直微不足道。而且，84%的工人所在企业的雇工人数少于10人，这些都是生产效率很低的企业。与中国相比，印度90%以上的工人是在8位雇工以下的企业就业，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2.5%。印度雇工超过200名的企业的就业人数只占总数的5.3%，中国则达到56.6%。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如汽车、工程产品、炼油、电信，以及软件业等，普通民众很难因经济增长得到正规的就业。

兜售无处不在。瓦拉纳西，印度北方邦（VARANASI, UP, INDIA, 2015.10）

究其原因，劳动法是造成上述因素的重要原因。印度的劳动法总数超过200种，对正规就业工人的法律保护程度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随着企业雇工人数的增加，劳动法附加的成本也逐步提高，只有规模非常大的企业才能承受这种额外负担。如果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任何规模都不如小微企业有吸引力。因此，印度的劳动法直接导致企业家不敢雇佣工人，印度只剩下规模极大和极小的企业，中间规模的企业消失了。正如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在1999年所言，“正确的劳动法改革可以同时维护工人的利益，创造更多的就业，磨砺印度出口的竞争力”。前总理辛格也在2010年指出，“对劳工最有利的到底是纸面上看来非常进步的法律，还是停止去伤害人们原本试图保护的工人？”。

2 基础设施欠缺的问题

印度的基础设施如机场、港口、电力、公路、铁路、农村道路、电信网络等方面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城市的基础设施同样如此。除了新德里以外，印度基本没有功能完善的城市。交通堵塞、道路崎岖是普遍现象，即使是班加罗尔和孟买这样的明星城市，也缺乏大运量的快速运输系统，进出城市的缓慢又使得工人不得不居住在城市当中，刺激了贫民窟的增加。另外，就是法律上对城市容积率的限制。印度孟买的中央商务区，自1990年以来，容积率一直控制为1.3，导致土地和房价极其昂贵。

崩溃的印度交通。鹿野苑，印度北方邦（SARNATH, UP, INDIA, 2015.10）

五  中、印两国，谁的未来更有前途？

由于中印两国的快速崛起，谁的增长更有前途，几位经济学家莫衷一是，但对印度的未来都充满信心。因为印度继承了很好的公务员系统，有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还有相对自由的媒体，这些在“二战”独立后的民族国家中是非常宝贵的。

另外，印度经济的稳健性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独立后的印度虽未出现高速增长，但也未遭遇大衰退。按照巴苏的看法，这与印度政府向来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以及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如果将中、印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速作对比，两国之间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增速，而在于波动，在1978年之前尤其如此。1958年开始的中国“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短缺，1961年的经济增速为-27.1%，降幅之大难以想象。但在之后不久的1963、1964、1965和1966年，增速又达到了10.3%、15.8%、16.4%和10.7%。接下来的两年，中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分别缩水了5%和4%。这种增长速度的大幅变动，是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而且，独立后的印度虽然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但成功避免了灾难性饥荒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

这些经济学家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印度很早就建立了民主制度。这有助于在没有政治动荡的情况下推进改革，而政治动荡是许多威权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比，更加顽固而且难以变革，但幸运的是印度的开国者们始终致力于包容性和民主制度，这对于像印度这么贫困的国家来说是非常不易的，而且这项“投资”代价高昂。回头来看，却已经成为印度巨大的优势。印度还成功地应对了众多语言和宗教带来的挑战。印度人口虽然以印度教徒为主，但它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伊斯兰国家，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锡克教徒、袄教徒和耆那教徒，还有数百万的基督徒。民主是印度这种多元化国家生存和繁荣的重要基础。

恒河边上的宫殿。瓦拉纳西，印度北方邦（VARANASI, UP, INDIA, 2015.10）

闹中取静的大遗址。鹿野苑，印度北方邦（SARNATH, UP, INDIA, 2015.10）

印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将面临社会转型的挑战。因为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过程，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中国一直是当今世界通过教育扩展、医疗保健制度和土地改革制度来促进社会转变的先行者，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互补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经得到很好的展现，全世界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全方位的发展如何在未来的中国展开。

另外，印度经济学家还认为，中国国防预算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价格上升和供给潜力的下降，都会给印度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六  对我国城乡规划的一点思考

规划不能患“洁癖症”。需要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的发展。与国家一样，城市最终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对人的友善包容而不是“看人下菜碟”。城市最终也一定能从宽容、友善的环境受益。

规划也需要从自由的角度，看待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会导致传统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改变，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历史传统和古老生活方式消逝带来的深深痛苦和精神失落。保留这些传统和空间是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但也要看到被保留对象具备的长远价值。为了做出理性选择和评价，社会上的不同群体，都应该能够积极地参与制定应该保存什么、放弃什么的决策。最重要的是人们要能够参加对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让社会来广泛讨论保留这些东西付出的成本。

规划师应该用更加动态的眼光，看待市场机制。我国的城乡规划是政府的“天然盟友”，再加上计划经济思维的长期影响，因此，往往在不自觉中带有对市场机制根深蒂固的偏见。巴苏也以他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固有信念、思维模式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重要，也比特权阶级的影响更深远”。虽然目前环境保护、文化价值、公平正义等理念超出了市场机制能够容纳的框架，但是，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培育对上述问题敏感的伦理观念来加以扩展，并最终实现与多种多样价值观的相容。

规划师应该放弃仅仅采用经济理性的思维，来预测人的流动与城市的发展。这里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福格尔对美国南方奴隶制庄园经济的研究给予佐证。福格尔证明了南方奴隶庄园在经济上是高效的，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是不低于自由农工的，其寿命期望值也远高于美国和欧洲的自由的城市工人。但是，黑奴依然在逃亡。奴隶制废止后，庄园主试图用两倍的高薪引诱自由了的黑奴按原来的方式去工作，但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人身自由、就业自由和工作自由的重要性，它们有超越经济效率与绩效的重要性，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

最后，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的名句作为文章的结尾，因为诗中描述的彼岸世界，能够代表两个文明古国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追求：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动——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感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邵丹提供的一手印度照片

参考文献

[1]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 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M]. 王志毅,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3] 考希克•巴苏. 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M]. 卓贤,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4] 尼赫鲁. 人类的历史[M]. 高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作者：陈明，博士，《国际城市规划》杂志副主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和城市经济，区域和城市规划等

徐辉，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城镇化与全国城镇空间格局

订阅号编辑：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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